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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起来话长，我现已二十一岁。

年轻固然十分年轻，但毕竟今非昔比。

倘若对此不满，势必只能在星期日早晨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天台上跳将下去。

以前从一部惊险题材的电影里听到这样一句笑话：

“喂，我从纽约帝国大厦下面路过时经常撑一把伞，因为上面总是噼里啪啦地往下掉人。”

我二十一，至少眼下还没有寻死的念头。

在此之前我同三个女孩睡过觉。

第一个女孩是高中同学。

我们都十七岁，都深信相互爱着对方。

在暮色苍茫的草丛中，她脱下无带鞋，脱下白色棉织袜，脱下浅绿色泡泡纱连衣裙，脱下显然尺寸不合适的式样奇特的三角裤，略一迟疑后把手表也摘了。

随即我们在周日版的《朝日新闻》上面抱在一起。

高中毕业没过几个月我们便一下子分道扬镳了。

理由已经忘了——是那种可以忘掉的理由。

那以后一次也没见过。

睡不着觉的夜晚有时想起她，仅此而已。

第二个是在地铁车站里碰见的嬉皮士女孩。

年方十六，身无分文，连个栖身之处也没有，而且几乎没有乳房可言，但一对眼睛满漂亮，头脑也似乎很聪明。

那是新宿暴发声势最为浩大的示威游行的夜晚，无论电车还是汽车，一律彻底瘫痪。

“在这种地方游来逛去，小心给人拉走哟！”

我对她说。

她蹲在已经关门的检票口里，翻看从垃圾箱里拾来的报纸。

“可警察会给我饭吃。”

“要吃苦头的！”

“习惯了。”

我点燃香烟，也给她一支。

由于催泪弹的关系，眼睛一跳一跳地作痛。

“没吃吧？”

“从早上。”

“喂，给你吃点东西。

反正出去吧！”

“为什么给我东西吃？”

“这——”

我也不知为什么，但还是把她拖出检票口，沿着已无人影的街道走到目白。

这个绝对寡言少语的少女在我的宿舍住了大约一个星期。

她每天睡过中午才醒，吃完饭便吸烟，呆呆地看书，看电视，时而同我进行索然无味的性交。

她唯一的持有物是个白帆布包，里边装有质地厚些的风衣、两件T恤、一条牛仔裤、三条脏乎乎的内裤和一包卫生棉条。

“从哪儿来的？”

有一次我问她。

“你不知道的地方。”

如此言毕，便再不肯开口。

一天我从自选商场抱着食品袋回来时，她已不见了，那个白帆布包也没有了。

此外还少了几样东西：桌上扔着的一点零钞、一条香烟，以及我的刚刚洗过的T恤。

桌上放着一张留言条模样的从笔记本撕下的纸条，上面只写着一句话：“讨厌的家伙。”

想必指我。

第三个是在大学图书馆认识的法文专业女生，次年春假她在网球场旁边一处好不凄凉的杂木林里上吊死了，尸体直到开学才被发现，整整在风中摇摆了两个星期。

如今一到黄昏，再没有人走近那座树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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